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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外貿依存度變化看強化“國內大循環”的意義
2020-09-04 09:35:00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IGT(國際貿易研究)系列,2020年9月2日

Policy Brief No. 202015

本文已發表在2020年8月4日《界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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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外貿依存度變化看強化“國內大循環”的意義

  倪月菊

  今年以來,“雙循環”發展模式成為最炙手可熱的話題。那么,我國此時提出打造以國內循環為主的國際國內“雙循環”發展模式的原因和意義何在?以國內循環為主是否意味著我國將進一步降低外貿依存度?國內循環與擴大外貿之間是非此即彼的關系還是相得益彰呢?

  “雙循環”發展模式是我國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做出的重大判斷和重要戰略選擇。一方面,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經濟力量的快速崛起,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力量對比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經濟的快速趕超,使長期處于“霸主”地位的美國倍感壓力和“威脅”,開始不惜一切手段打壓和遏制中國。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以及中美貿易摩擦的長期化趨勢,使中國經濟增長面臨的外部環境越來越嚴峻。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本應使國際社會抱團取暖,然而現實情況卻是各國采取了以“自我為中心”的防疫舉措和經濟刺激政策,增加了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斷裂的風險。世界經濟大蕭條及國際市場需求的大幅減少,使我國的外貿進、出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擊,特別是外貿出口企業面臨著巨大的生存壓力。用國內市場替代國際市場,拯救外貿企業于水火迫在眉睫。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以國際循環為主的發展模式,使加工貿易一直在我國外貿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外貿發展方式,不僅惡化了人民的生存環境、也使我國長期被鎖定在價值鏈的中低端,核心技術始終掌握在發達國家手中,極易在危機時刻被“扼住咽喉”,從而打斷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同時,作為“世界工廠”,長期的貿易順差地位也成為諸多貿易摩擦的導火索,使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環境不確定因素加大,經濟增長面臨的外部風險也不斷加大。此外,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勞動力成本的急速上升,也使這種以國際循環為主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

  事實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受全球經濟復蘇乏力,國際市場需求疲弱,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中國經濟進入增速換檔期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開始逐步由國際循環為主向國際國內循環雙著重方向轉換。

  從外貿依存度來看,已經由金融危機前的60%以上逐年回落,2019年的外貿依存度僅為31.8%,與上世紀末的水平相當。同時,最終消費在我國經濟增長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占GDP之比逐年上升,2012年后,消費占GDP之比一直在50%以上。從三駕馬車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度來看,2019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57.8%,資本形成總額的貢獻率為31.2%,貨物和服務凈出口的貢獻率為11.0%。消費已經成為我國經濟增長名副其實的“壓艙石”。雙循環模式已經在近年我國經濟的發展中得到較好印證。也證明了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發展模式,是新形勢下我國利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持續推進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動我國開放型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的重大戰略部署。

  可見,國際和國內雙循環是我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必然選擇,以國內循環為主的判斷也是基于外部環境惡化及新冠疫情“雙沖擊”做出的重大抉擇。

  那么,以國內循環為主是否意味著我國要進一步降低外貿依存度呢?我們知道,外貿依存度是一國的經濟依賴于對外貿易的程度,其定量表現為一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之比。一般而言,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小國的貿易依存度大于大國,其主要原因是小國本身的資源和市場有限,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必須依靠外貿。而大國由于本身資源豐富、國內市場廣闊等因素,外貿依存度相對較低。當然,當大國經濟處于初級發展階段,面對外匯和國民儲蓄“雙缺口”的時候,把國際大循環放在首要位置也是勢在必行,因此“外貿依存度”就會相對較高。外貿依存度不僅顯示了一國經濟發展對外貿的依賴程度,也體現了一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及參與國際競爭及合作的能力。

  改革開放后,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就呈現出不斷增加的態勢,但不同時期外貿依存度的增速有一定差異。上世紀80年代,為了解決“雙缺口”問題,在國際市場換回外匯,中國大力推動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外貿基數很低增速又快于GDP的情況下,我國外貿依存度的增長也較快。90年代,由于受匯率調整和亞洲金融危機等因素的影響,外貿依存度的上升速度有所下降,2000年的外貿依存度接近40%?!叭胧馈焙?,隨著中國開放步伐的加快,外貿依存度上升速度之快是全球罕見。2003年超過50%,2005又突破60%,且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均達到60%以上。中國外貿依存度高企主要是由于加工貿易在中國外貿中占比過高,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比過低所造成的。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外貿依存度大幅下降,但外貿依然大而不強,抗風險能力依然很低,依然經不起國際市場的大風大浪。所以,我們無法根據外貿依存度的高低判斷一國外貿競爭力的強弱,也無據此判斷一國經濟抗風險能力的強弱。經驗證明,一國產品要在國際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必須掌握核心技術,必須在全球價值鏈中處于中高端,必須大力發展服務業,提升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只有這樣才能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市場從容以對。

  因此,此時強調打造以國內循環為主的雙循環模式,旨在應對當前外部環境的變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旨在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提升我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當下強化“國內大循環”的意義更多在于“防風險”和“補短板”,確保在國際環境極端情況之下的國內生產鏈和供應鏈穩定運行,這是我國經濟穩定發展的基礎。同時,著力科技創新,切實解決產業鏈與產業發展的卡脖子難題,全面提升“中國制造”的核心競爭力,以利于在更高層次上融入國際循環,形成發展的新優勢,進一步增強中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使我國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處于難以撼動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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